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在父亲错误路线之下（上）
https://pic1.zhimg.com/80/v2-b845c27b7bc1995f69b3a6095b80a3a4_720w.jpg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是不多见的。这就是在1927年5月初闭幕的党的“五大”会议上，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在仅有的29名委员中，三人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父亲任总书记，长子是政治局侯补委员，次子是中央委员。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的“关照”。但事实恰恰相反：此时陈独秀因为在“4.12”反革命政变中的严重失误，他的右倾退让政策受到党内和共产国际的强烈指责，其领导地位己经岌岌可危，两个多月后即被解职；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又是父亲右倾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也就是说，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完全是因为在党内的突出贡献和出色表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年，陈独秀48岁，陈延年29岁，陈乔年25岁。这一年，是父子三人分道扬镳之年，也是父子三人诀别之年！ 一、陈家父子的“恩怨”陈家三杰出自书香门第。陈家是安徽怀宁城内有名的书香人家。陈独秀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十七岁就考上了秀才。家中长辈作主，为他娶了当时安徵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为妻。陈独秀才华出众，高晓岚貌美如花，在当时的人眼中，是名副其实的良缘美眷了。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出生后，陈独秀也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人格养成，他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与孩子们聚少离多，但是他非常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据陈独秀回忆，在孩子们幼年时他就实行了“寓教于乐”的方法，例如“一面和他做游戏，一面教他们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陈延年和阵乔年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里，从小就被送到私垫读书，读了很多经史典籍；辛亥革命后又都考进新式学校，学了大量新潮知识。兄弟二人读起书都非常用功，且头脑聪明，记忆力强，还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借来更多的书籍阅读，在国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陈延年和陈乔年从小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是社会的黑暗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爱国志士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们，在父亲陈独秀的影响下，他们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志向。陈独秀是陈家的第一代反叛者。1898年，康梁“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热血青年陈独秀受到很大震动。从此开始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组建反清组织、举行反清演说、创办反清刋物等，屡次遭到清廷的通缉，为此他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声望的革命前驱者。https://pic2.zhimg.com/80/v2-81ed265d5885bc825222adcbdb5abcd1_720w.webp
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来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毫无置疑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儿子的姨妈成了后妈。陈独秀在全国声望和地位的提高，是伴随着他一次次逃离、一次次避难、家人一次次担惊受怕而换来的。作为他安分守己、希望过安稳日子的妻子高晓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为此两人之间渐生嫌隙，最终发展到一见面就吵架，感情降到了冰点。就在此时，一个人闯入了陈独秀的生活。1909年春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回到怀宁过年，住到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家，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姐夫陈独秀。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聊革命，聊时事，聊文艺，聊到旧式婚姻。天生丽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女青年高君曼，在与姐夫陈独秀接触的过程中，感情由亲情向爱情不断升温。当时的高晓岚正怀着陈独秀的第4个孩子，她是一个旧式女子，裹小脚，不识字，婚后操持家务，把心思都放在了养育孩子上。当她看到丈夫竟然牵起了妹妹的手站在自己面前，犹如晴天霹雳。陈独秀与小姨子的出格行为，虽遭到高晓岚和亲友们的强烈反对，但都无可奈何。为躲避骂声，1910年，两人干脆搬到杭州公开同居，不久又宣布解除与原配高晓岚的旧婚姻，正式与高君曼结婚。陈独秀置妻子儿女于不顾，私奔出走，与小姨子结为夫妻，给两个儿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从小就埋下了对父亲怨恨的种子。父亲对儿子的“特殊教育”。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期间，他把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读书。陈独秀采用“自创前途”家风，他不让两个儿子住在家里，让他们寄住在亚东图书馆《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每月给10元生活费，其他生活开支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1917年陈氏兄弟进入震旦大学，开始半工半读，每天吃大饼，喝自来水，过着夏无蚊帐、冬无棉衣、一件夹衣四季不离身的生活。看到兄弟二人如此清贫，陈独秀的家人和朋友们见了都连连规劝，多有责怪陈独秀之意，但深谙人生艰难的陈独秀则坚持“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倔强的老子和倔强的儿子。陈独秀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他的无私和清廉。他的叔父是个大商人，很有钱，膝下无子，临终前曾提出让陈独秀继承遗产。但陈独秀一口回绝：我不需要财产，共产党还要消灭私有财产。陈独秀这种倔强、无私、清廉的“遗产”，也传承给了两个儿子。陈氏兄弟俩也坚持不向父亲索取，不要家庭接济。艰苦的环境，也磨炼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 二、陈家父子的分歧兄弟俩最初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崇尚者。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在上海读书期间，正是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陈延年和陈乔年也象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但是兄弟俩并没有被父亲极力宣传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吸引，反而对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最激进最彻底，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崇尚者。还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创办宣扬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进化》杂志，并计划到法国留学。对两个儿子的选择，陈独秀也试图作过引导，但没有成功。他希望两个儿子去社会主义苏联留学，去实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兄弟俩却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坚决要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理想和志向方面最早发生的分歧。兄弟俩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比较，他们感到失望。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成了各种社团，陈延年和陈乔年积极学习理论，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常常引起争论。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活跃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氏兄弟在参加讨论中受到影响，对马克思主义逐步有所了解。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发动三次重大的斗争。陈氏兄弟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思想剧变，奋然而起，毅然与无政府主义决裂。1922年8月，陈延年、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兄弟俩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这对“冤家”父子终于殊途同归。兄弟俩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卓越的党内领导者。中共“三大”后，国共实现合作。陈延年、陈乔年奉命回国，分别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陈延年于1924年9月回到上海，他被任命为团中央特派员来到广州。很快又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与区委书记周恩来一道工作。不久，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在此期间，陈延年的最大功绩，首先是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区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会议，派人到基层巡视，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同时陈延年着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础知识。随着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广东党组织也迅速壮大。到1927年3月，己发展了9000多名党员，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陈延年被誉为“两广王”。陈延年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组织工人运动和掌握革命武装。他和周恩来决定选派一批党团骨干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培养军事干部。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后来叶挺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1925年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又成功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由于陈延年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中共“五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方区组织部长，在区委书记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陈乔年在北方区工作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办党刋《政治生活》，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印刷、发行，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办了北方区党组织的第一所高级党校，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极大地推进了党员队伍发展，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全区党员由最初的75人发展到2069人；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此同时，陈乔年还协肋李大钊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首都革命”、声援“五卅”运动等声势浩大的政治活动，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协调北伐工作。次年，出席中共“五大”，与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在会上见面，并同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陈乔年留中央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兄弟俩是父亲右倾路线的坚决反对者。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走上反动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之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对父亲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毫不留情地批评。陈延年在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作为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最前沿，他对在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船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陈独秀多次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张，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陈乔年对父亲的错误也多次进行严厉批评。他在“五大”会议上，点名批评陈独秀：“陈独秀同志，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进行严厉批判：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https://pic1.zhimg.com/80/v2-b845c27b7bc1995f69b3a6095b80a3a4_720w.webp 三、陈家二子的忠烈陈延年：面向屠刀，决不跪下。1927年4月，陈延年准备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区委机关被敌人破获，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陈延年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人看他皮肤粗糙黝黑，身穿短衣，裤腿扎着草绳，也不像“大共产党”，就当作普通嫌疑犯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被捕后，党组织立即进行营救。但不幸的是，在通过社会关系营救时，导致身份暴露，被陈延年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导师”、当时已是国民党右派的吴稚晖得知。吴在陈延年兄弟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时，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杀人，不留后患。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各种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丝毫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宁死不屈。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将他杀害。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献出了他29岁宝贵的生命。陈延年的牺牲，党内领导人都为之惋惜。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2009年9月14日，陈延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陈乔年：命不足惜，气节如山。汪精卫“7.15”反革命政变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时的湖北，是有史以来反动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最早就出自武汉的两个桂系军长胡宗铎和陶钧之口。由于监狱爆满，他们嫌老刑场杀人太慢，又在武汉新设了十多处公开刑场，随便杀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次，军法处长呈送一批破获的“共党地下联络站”名单，对于不知内情的厨师、雇工等也拟判5年、8年不等的徒刑。可胡宗铎接过名单，看也不看，就用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8个字：“一律枪毙，以免麻烦。”圈划大了，把呈批单下面签名的军法官也一起圈了进去。在此恶劣环境下，陈乔年艰难地开展工作，保护了不少同志。1928年2月初，陈乔年被调往上海，接任哥哥陈延年曾担任过的江苏省委书记。但刚上任不久，正当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场，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命不足惜，气节如山。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陈乔年距哥哥陈延年的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他们的就义地点都是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畔。这两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两位从小同甘共苦、一同投身革命并建立卓越功勋的同胞兄弟的鲜血，终于流到了一起。 四、陈独秀终生的“心结”陈乔年被捕前不久，曾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同志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但他听了儿子的话，竟像小学生一样默然良久。他们也都没有想到，这次长谈竟会是父子间的永诀。陈延年、陈乔年接连被国民党杀害，令陈独秀痛不欲生。消沉、悲痛、失望之际，陈独秀借酒浇愁，常常老泪纵横，痛哭流涕。他用颤抖的手举着酒杯说：“延年、乔年，父亲为你兄弟俩酹此一杯！”说完，将酒洒在地上，仰天哀叹不已。陈独秀虽然在中共党内犯了严重错误，甚至后来被开除党籍，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始终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势不两立，多次拒绝蒋介石的拉笼和诱惑。在这一点上，与张国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31年“9.18”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陈独秀的诸多言论，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决抗日态度。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党籍，想利用其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出来为政府做事”，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陈独秀断然回绝：“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元老动员他，说政府愿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又遭其痛斥。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动员他去美国定居，也被他谢绝。在抗战期间，陈独秀尽管政治上己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为抗战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继续写下大量抗日文章，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此后，陈独秀先后辗转到了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期间，周恩来亲自去看望他，看到他生活拮据，送给他100块银元，被拒绝。实际上，他只靠微薄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被医院赶出了院。后来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并一直保持低调，不要任何人的资助。在此期间，王明、康生之流为了抹黑陈独秀，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造谣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陈独秀得知后十分气愤，写信驳斥，说这是对他的人格侮辱。在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周恩来受中央之托，前往江津再次看望他，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终年63岁，结束了他激荡、辉煌、复杂和悲剧的一生。对于陈独秀的评价，怎么说都不过分，他是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标志性人物。可概括为六大功绩：其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其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其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其五，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领导人；其六，他是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穷困潦倒之时，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刚强骨气和高尚人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页:
[1]